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是脫貧關鍵
記者:針對這些痛點,您認為,技能脫貧千校行動是否可以成為解決難題的一把“鑰匙”?
鄭東亮:“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要從根本上實現脫貧,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是關鍵。我認為,解決上述兩大痛點,一是要精準,二是要長效。技能脫貧千校行動在這兩方面都提供了解決方案:
首先,相較于傳統的粗放扶貧,精準扶貧目標更加明確、措施更具針對性、管理更加精細化。而發展技工教育,“培訓一人,就業一個,脫貧一家”,是最好、最精準的扶貧。
具體來說,在千校行動的工作要求中,一是要堅持精準幫扶。建立信息系統間精準比對機制,確保扶助對象精準識別。二是要堅持就業導向。切實幫助貧困家庭勞動者掌握一技之長,實現技能就業。三是要堅持就地就近原則。要求技工院校把本地區貧困家庭勞動者作為重點教育培訓對象,降低各方面成本。這些方面都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扶貧資金與資源的分配不均。
其次,根據國家部署,“十三五”期間要精準扶貧,實現7000萬人口脫貧,其中,3000萬人通過產業脫貧,1000萬人通過就業轉移脫貧,1000萬人通過搬遷實現脫貧。不管是產業脫貧、就業轉移脫貧還是搬遷脫貧,關鍵是給予具備勞動能力的適齡勞動者以就業技能。這是貧困家庭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是最為持久有效的扶貧方式,將有效避免短期產業扶貧造成的脫貧再返貧現象。
“五大精準”切斷貧困代際傳遞鏈條
記者:為發揮千校行動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政府部門、技工院校等相關部門下一步可以采取哪些舉措?
鄭東亮:讓貧困學子通過技能實現穩定就業,融入城鎮化進程,是切斷貧困代際傳遞鏈條的有效辦法。對此,具體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精準招生。推進招生制度改革,擴大貧困學子進入技工院校學習的機會。各技工學校要深入貧困家庭調查摸底,推薦他們接受技工教育。逐步打通技校學子的上升通道,增強技工院校吸引力。
二是精準資助。完善資助政策體系,讓貧困學子“真正學得起技能”。雖然我國目前已經建立了“獎、助、貸、勤、補、免”六位一體的學生資助體系,然而,部分貧困家庭子女還是沒有機會上學。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貧困地區孩子接受技工教育的資助政策,大力實施“雨露計劃”。
三是精準培養。優化人才培養模式,促進貧困學子成長化成才。深入推進校企合作、工學結合、訂單培養等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改革教學模式,通過“雙證式”課程改革模式研究,讓貧困學子憑借優秀的技能就業。
四是精準培訓。加強實用技術培訓,讓貧困家庭主要勞動力擁有一技之長。技工院校可以建立優先面向扶貧村的“培訓包”,按需施教。
五是精準就業。重視創新創業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職業精神和職業技能。技工院校要推出創新創業教育必修課,完善實踐教學體系,重視對學生進行創業教育,從而提升學生的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
輸血式扶貧最為持久有效
記者:日前,人社部與國務院扶貧辦決定聯合開展技能脫貧千校行動。您如何看待千校行動在脫貧攻堅中的功能及作用?
鄭東亮:技能脫貧千校行動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開展技工教育,二是開展職業培訓。這一行動在脫貧攻堅中的功能及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從教育自身的功能來說,扶貧開發是教育的社會功能在現代的重要表現之一。實踐證明,在眾多扶貧方式中,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的最佳途徑是輸血式扶貧,輸血式扶貧中最持久有效的方式是教育和培訓。
人力資本理論的代表人物舒爾茨等學者提出,教育程度與經濟收益提高有比較密切的關系:人力資本存量越大,勞動力質量越高,人力資本本身具有收益遞增的重要特點。教育是形成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因此,我們要通過教育來提升人力資本質量,進而提升貧困人口的經濟發展水平。
其二,從技工教育的特點來說,事實上,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教育,其扶貧功能存在差異。技工教育的對象廣泛且層次多,專業設置緊跟市場需要,教育目的傾向于應用型,教育方式上與生產管理一線工作結合緊密。
鑒于這些優勢,相對于其他類型、層次的教育,技工教育的扶貧開發功能更突出、更明顯。主要表現為:首先,技工教育的成本更低,對于農村完成了義務教育的學生可能更具現實吸引力;其次,相較于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民工,技工教育對于城市就業而言可能更具優勢。
其三,從技工院校的現有實踐來看,技能扶貧是貧困人口脫貧的直接動力。在我國剩下的5000余萬貧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自身能力弱,脫貧的動機與動力不足,并形成貧困的代際傳遞。因此,我們的扶貧方式需要進行相應調整。
實施技能脫貧千校行動,就是要使每個有就讀技工院校意愿的建檔立卡貧困家庭應、往屆“兩后生”都能免費接受技工教育,每個有勞動能力且有參加職業培訓意愿的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勞動者每年都能夠到技工院校接受至少1次免費職業培訓,實現“教育培訓一人,就業創業一人,脫貧致富一戶”的目標。
“精英俘獲”造成扶貧資源分配不均
記者:當前我國的扶貧工作存在哪些突出難題?
鄭東亮:近幾十年來,我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效。然而我們在實踐中也發現,與制度設計初衷相背離的是,扶貧工作中存在一些“怪現狀”。
一是“越扶越懶、越扶越貧”的現象嚴重。貧困地區和人口的依賴性越來越強,“等、靠、要”思想比較嚴重。一種情況是,部分地方政府為了完成脫貧指標,急于求成,采取“低保兜底”的方式,增加貧困戶的基本收入,以實現脫貧。這種方式實質上會消磨貧困戶脫貧的內生動力,最終只能是越扶越懶、越扶越貧。另一種情況是,即便是產業扶持,大部分貧困地區地方政府傾向于選用“短、平、快”的項目,很難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產業,使貧困戶脫貧之后再返貧。
二是存在“扶富不扶貧”現象。在某些情況下,扶貧資源的分配格局與村莊或者農戶的貧困程度是不一致的。即那些貧困的、缺少資源的貧困村莊和人口只能獲得很少的扶貧資源;反之,相對富裕、有較多資源的村莊和農民卻獲得了較多的扶貧資源。
這種情況也被稱為“精英俘獲”,主要指在扶貧項目中,掌握更多權力、“能力”更強的“精英”,影響甚至控制了扶貧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使得資金和項目偏離政策所設定的目標,從而造成扶貧資源的這種非均衡分配格局。